原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解析：
本文是一篇关于明朝中叶时期政治腐败的解析。在这一时期，明朝皇帝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问政事，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治理，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 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一篇上奏文向武宗发出警告。他在文中指出了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并没有被采纳。此后，明朝政治更加腐败，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最终导致明朝走向灭亡的道路。 通过引经据史，王鏊在文章中条理分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文字朴实无华，但却颇有分量。本文在历史角度上为我们呈现了明朝中叶政治腐败的真实状况，并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此的态度和反应。 解析详情»

译文及注释：
面是午朝，宰相和大臣就在这里勾通消息；又有三闾大夫入内接见的内朝，这是皇帝和大臣亲密的场所。在内朝中，皇帝可以和大臣们面对面交流，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这样可以使得上下之间的通气更加顺畅，国家才能安定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权力平衡，不要让地位、权势过于悬殊，以至于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译文及注释详情»

王鏊简介： 王鏊（1450—1524）是明代名臣、文学家。他出生于明代宣德年间，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汉族，出生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在16岁时，他在国子监中即传诵其文，后在成化十一年（1475年）中进士。他先后担任编修、侍讲学士、吏部右侍郎、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务。王鏊博学有识鉴，在文学方面尤为突出。他的代表作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