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的创作背景

创作背景
1043年是北宋政治风云变幻的一年。在这一年,韩琦、范仲淹和富弼等人掌权,而欧阳修、余靖等人则成为了谏官,开始实行政治改革。然而,在这些改革的实践中,不少人因为被视为朋党而遭受攻击和贬官。 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曾被指责为“党人”,这是由于他们的意见和主张与一伙保守派官僚不同,而这些人则试图阻挠改革。范仲淹因为直言遭贬,而欧阳修则在朝廷上为范仲淹辩护。但高若讷却认为范仲淹当贬,欧阳修则在一封信中指责高若讷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心。结果,高若讷将这封信转交当局,欧阳修因此连坐范仲淹而被贬。 不过,在1044年,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政论文《朋党论》,对夏竦等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这篇文章成为了革新派和保守派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后来,范仲淹和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在朝廷上担任谏官,并持续为改革而斗争。他成长于贫寒家庭,凭借苦读中进士,最终担任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朝廷要职。 这段历史背景反映了北宋时期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也展示了一些忠于民族利益的官员们为改革所做的努力和付出。欧阳修则通过《朋党论》这篇文章,为政治改革进行了坚定的辩护,并展现了自己才气横溢、不畏权贵的一面。


诗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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