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1366~1444）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江西泰和（今江西泰和县澄江镇）人，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谥文贞。他在明朝历五朝，担任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等多个重要职位，与杨荣、杨溥并称为“三杨”，其中因居地所处而被人称为“西杨”。 杨士奇一生勤奋好学，严于律己，对待官职认真负责，尤其擅长总裁实录，先后主持编纂《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等重要史书，使得这些实录更加完善、精确。此外，他还曾多次上疏建言，劝谏君王，力图改善国家政局，维护百姓福祉。 杨士奇于明宣宗洪熙元年（1425年）任文渊阁大学士时，曾多次请求辞职，但始终未能如愿。直到明英宗即位后，因老态龙钟而被免去大学士职务。不过，在他接下来的生活中，他仍然坚持对朝政的关注，尽力支持明英宗的改革和治理，直至逝世。杨士奇在嘉靖二十三年（1444年）去世，享年79岁。 总之，杨士奇是明代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不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扎实的政治素养，而且为官清廉正直，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
杨士奇墓位于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城北杏岭村北山坡上，距离吉安市区约42公里。它创建于明正统九年，背靠青山，面临方塘，周围环绕着美丽的山坡花草和郁郁葱葱的青松。墓位于西向东，墓园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50米，占地约7.5亩，被短墙环护，气势非凡。1957年，该墓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园遭到破坏，部分建筑被毁。1986年，省文化厅拨款对被毁部分进行修复，至1988年竣工。从竣工之日起，杨士奇墓便向游客开放，供人们游览和祭拜。同年，它被选入《中国名胜词典》。
修复后的杨士奇墓恢复了原貌，除守墓房和护墙部分尚未修复外，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全部建筑。墓园分为三个层次，可以沿着台阶自下而上依次观瞻。最下方平台上立有两支华表，顶端各有一只镂雕的小狮。华表的左侧有一座碑亭，该亭平面为方形，四面开卷顶窗，内部有一只硕大的石龟。石碑高2.5米，宽0.94米，是英宗的御祭文碑，碑的上端有篆体“御祭”二字，并饰以图案；其下为楷体碑文，皆阴刻。中间的平台稍高，前端建有一座牌坊。牌坊的三门四柱下面砌有台阶，巍然矗立，雄伟壮观。中匾浮雕的是仁宗敕赐的 "与国咸休" 四个行体大字。
杨士奇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率领起义军反对清朝的入侵，声望渐高，在当时的战争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最终他在一场战斗中惨遭失败，被迫投降，后来被斩首示众。杨士奇墓是对这位英勇领袖的纪念，也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场所。它的修复和保护，不仅体现了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珍视，也是一种对杨士奇精神的传承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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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一段辉煌的历史时期，其文化底蕴深厚，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明实录》和《文渊阁书目》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图书编纂工作。
在明成祖即位后，他开始着手改编修《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这部实录的内容主要记载了太宗文皇帝的治国经验和政绩，对于当时的明朝执政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重新编修这部实录，明成祖可以更好的了解前朝历史，为自己治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杨士奇、马愉、曹鼎等人编纂的《文渊阁书目》也呈现在人们面前。旧本不分卷，而《四库全书》将其定为4卷，著录图书7297部。这些书籍大多没有著撰著人姓氏，但内容之丰富却无与伦比。书分39类，编20号，每号分数橱，以千字文排次。这个编目极大地方便了人们查找和了解当时的文化和知识。
除了《文渊阁书目》和《明实录》，明成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著作。比如《三朝圣谕录》三卷，这是一部记录皇帝言行的文件，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还有《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等政务资料，以及诗集、游记等文学作品。这些著作都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和了解明朝的历史和文化。
总之，《明实录》和《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以及明成祖的其他著作，都反映出明朝时期注重文化、重视知识的特点。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存留至今，而且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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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他被任命为太子读书侍讲。在这个位置上，他用他的卓越才华和聪明才智，帮助太子朱标解决了一个个难题。正是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使得永乐大帝对他刮目相看，开始重用他。
在担任翰林院编修官期间，杨士奇曾多次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以此被评为优秀。后来，他被任命为国史院总裁，领导撰写《明史》，在历史学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杨士奇还曾经担任兵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务，为国家治理出谋划策，被称为“文深武老”，受到了当时的朝廷高度赞誉。
在治理国家期间，杨士奇以勤勉、公正、严谨著称。他不畏权贵，不畏困难，把职责和使命摆在首位。他设立榜样制度，大力推广科举制度，这种制度不仅激发了人们的求学欲望，更为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杨士奇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对《诗经》、《左传》等古典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下了许多卓越的文学作品。他的诗歌风格沉着豁达，不拘一格，被后人誉为“后七子之冠”。
杨士奇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他凭借着毅力和才智，最终成为了明朝的重要人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了一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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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主持修撰了《太祖实录》、《成祖实录》、《英宗实录》、《宣德实录》等多部史书，也因此被后人视为明代史学的重要代表。然而，在了解明代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看到“三杨”所作所为之中不足之处。
其中，“三杨”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描述并不客观，歪曲前人形象。例如，《明太宗实录》中记载了方孝孺被灭族的历史事件，但却说他“叩头祈哀”，似乎是默认了他的罪行，这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而方孝孺的功过，应该让历史记录去评价，而非借由“三杨”的叙述来加以歪曲。
另一位名臣杨士奇也有忘恩负义之嫌，据记载他在修《太宗实录》时，谤毁了自己的恩人方孝孺。而杨士奇的推荐人竟然是方孝孺自己，令人唏嘘不已。这种不守道德的行为也暴露出“三杨”在史学研究中的某些缺陷。
当然，“三杨”自身也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他们主持修撰的史书大多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念、考据方法等方面也值得称道。然而，一些历史错漏与价值观偏颇也已经成为了史学界的广泛共识。
综上所述，“三杨”在明代历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但我们不能因其历史地位而盲目崇拜，应该保留一定的历史批判精神，客观评价其所作所为，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明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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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世贞，一个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的人物，他对于诗歌的评论也颇具建树。在一次评价中，他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这句话大致概括了他对于古诗文创作的特征。那么，什么是“少师韵语妥协”呢？
“少师”指的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而“韵语妥协”则是指韵律和用词的妥协。意思就是说，王世贞认为自己的诗歌不够自由奔放、不够随心所欲，而过于拘泥于古典文化传统，做了许多韵律上的妥协，导致其声度和平、韵语婉转，缺乏生气。由此可见，他对于自己的创作十分苛刻，并且高度要求自己的创作必须不断创新，不拘泥于固定的诗歌形式和规则。
而“如潦倒书生”则是指他的创作具有一种似乎很随意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位贫穷、无为的书生在随想随写，没有什么头绪一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他的创作并不是专门为了迎合读者或者名利而写的，而是纯粹由自己内心的情感所驱动。
总的来说，王世贞的诗歌特征是注重传统文化，却又要不断创新，追求自由奔放的风格；表达方式看起来随意而自然，却又有内涵，不附和时尚浮华。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作品至今依旧被人们传颂不衰，成为了古代经典诗歌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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