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死：
篇《郡治上梁文》中带有不少褒扬张士诚之意，这势必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朱元璋派人前往苏州逮捕了高启，还借口高启涉及诈骗罪名，将他定为死罪。1436年，高启在苏州被朱元璋处死。这场事件被称为“告高案”。

高启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历史学家、画家等多重身份，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颇具影响。他的突然被捕和处死引起了当时文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明代著名文学家汝南王叔岩在其《谷梁艳话》中曾写道：“高启未必非大觫(罪)之人也，然昼夜奉直，披肝泣血，虽自震骋时起，罔不虑其将尽功于国，是以逮之，谓其诈骗，杀之，以殊死罪，天下无人信。”

高启“告高案”是明代士人与皇权纷争的典型案例，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社会领域之间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这也是明代文学史中的一段悲剧，同时也提醒人们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历史，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始终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交错态势。在这种关系中，权力的作用更显突出，文化之于权力不仅没有夺取其合法性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被减弱和愚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关系，让文化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之后，高启还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讽刺朱元璋的意味。这引起了朱元璋的怒火，他认为高启不仅使用不当的词汇来形容张士诚住过的地方，还在背后嘲笑自己。这就足以成为朱元璋处理高启的理由了。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因为得罪权贵而被惨遭毒手，高启也不例外。他的悲惨遭遇，是封建社会文学家艰难的命运之一。是朱元璋却将其认作是暗讽自己，认为高启是在挑衅自己的权威。这一点也暴露了朱元璋对于言论自由的反感和对于自己权威的过分敏感。于是他开始对高启展开了一系列的打压和报复。

高启不仅仅在政治上得罪了朱元璋，还在文学上引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高启提倡的文学风格与朱元璋的好恶相左，他认为高启所写的诗歌“清无一字与朕同”，甚至认为这些作品不如一群广场舞大妈的跳跳摆摆更有文化价值。朱元璋的厌恶之情如此强烈，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杀戮悲剧。

高启被杀后，朱元璋把高启的朋友们一个个找出来，斩草不除根。当时的北京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宋义的流行歌谣：“朝中无事不安民，此事可对朱公审，主公临幸美人死，不是高启死何人？”这句歌谣不但抨击了朱元璋的暴政，也深深的表达了人民对于高启不公正的死亡的不满。达了他的高洁品质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些恰恰与朱元璋倡导的“五斗米道”相违背，更让他对高启产生了反感。因此，朱元璋在高启任湖广提学时，给了他一个十分清淡、平庸的工作岗位，让他无法施展才华，高启感到很不满，于是他请求调任南京洪武书院。但是，朱元璋却在洪武四年废除了书院制度，高启只好重新找到工作岗位，可是没有得到尊重，只能忍辱做起办公室工作。这也预示着高启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放生涯。。朱权力大到了这种境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是如此。他的防范心理之强，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在他的老家行宫中，还埋藏着一条密道，专门用于避难和逃命。

当时，朝廷里一些权贵的政治手法也是很残酷的。比如设置“锦衣卫”，专门负责监视和调查民间各种言论和行动，一旦发现有异己之徒，就会被抓捕、严刑拷打、甚至折磨致死。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皇恩大庆”的牺牲品，只能设法保持低调、维持生命。

然而，历史也证明了，即使是朱元璋这样赫赫有名的帝王，他也不可能长期压制文化人才。在随后的历史演变中，文化、艺术逐渐成为新的势力，与政治、军事平起平坐，一些诗人、文人甚至革命者也借此得以挣脱政治压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虽然做法极端，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节点。历史总是在变迁中前行，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高启简介： 高启（1336－1373），汉族，江苏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他的著作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