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1336－1373），汉族，江苏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明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擢户部右侍郎。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他的著作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和吸收的方式，在当时也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但无论如何，高启的诗歌在当时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赞赏。
除了文学，高启还对历史、艺术、哲学等领域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写过《韩非子校刊议》、《皇明小史》等著作。在艺术方面，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他的作品被誉为“题材广泛、风格独特、笔力遒劲、构图精美”，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
然而，高启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他的文学观念并不被所有人接受，他曾多次受到权贵和文人的排挤和攻击。此外，他还因为与某些权臣有瓜葛，遭到一些诬陷和迫害。但高启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才华和信仰，他依然坚持不懈地创作和研究。在他晚年时，他更是以儒者的姿态，探讨人性、天地、道德等哲学问题，被誉为“才高兼博，知识渊博”。
回顾高启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才华和学识，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逆境中不折不扣地做自己，不为权势和利益所动摇，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成为历史上一个值得敬佩和学习的典范。但他更注重文学的深度和内涵，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融会贯通各种文学流派，吸收众长，才能创作出真正有意义的作品。他曾说：“诗者，以士为，天下士之所当言也；散文者，以道为，天下道之所当言也；小说者，以娱为，天下娱之所当言也；戏曲者，以戏为，天下戏之所当言也。至于杂文，则包容万象，锻炼笔力，俾开拓思想，豁达胸怀。”可见他对于文学的要求不仅仅是单一的形式，而是要求作家在不同的文学形式中都能够产生杰出的作品，并能够在其他作品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高启的文学观念还表现在他的诗人地位的理解上，他认为诗人不只是为了吟咏自然美景或真情实感，更是为了表达意义深远的思想与情感。他在《辍耕录》中写到：“诗之家，存藏之，发人之深情动义，为世世行见，以显于世。不谓草木之薰蒸、天地之和平，乃谓人之识道以静心、建功以治国，用之以激励，俾其动心。是诗家之功特也。”强调诗人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是高启在文学上的不凡贡献。此外，高启还有不少文艺批评和文论作品，如《文选综言》、《文脉纂雅》、《古今词话叙》等，均成为明代文论的重要经典。他在文论上，强调了作品的真实性、表现力和艺术性，并提倡以人民生活为题材，倡导文学与现实相结合，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先河。
综上所述，高启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多姿多彩，作品中既有山水田园之景，也有战争历史之事；既有抒情咏史之作，也有反映人民生活的写实作品。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文论研究，在文学领域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例如《湖州歌送陈太守》中所描绘的农民生活，虽然写得悲惨却暗含对官府不力的批评，表达了高启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观点。同时，高启的诗歌中也有一些表现自然景色的作品，如《练圻老人农隐》、《大水》等，这些诗歌中表现出的自然景色，清新自然、凄美动人，表现出高启的感性情感和对自然美的深刻感悟。总之，高启的诗歌既具有浓郁的个人情感色彩，又不乏对时代背景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富有生动的形象感染力。如他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其次，他亦善于参照古文化，运用典故，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例如他的《寄仲容陈丑三绝句》：“古松根上碑，谁是草中雏。尺水逢萤火，半床嗅厨腐。虚焚飞白灰，泛滥成黄土。行子城南去，犹言三十馀。”其中的“古松根上碑”是指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墓碑，表达了对文化传统的敬仰和对历史的感慨。高启的诗又充满了才情和幽默感，辞藻华丽并且又不失亲切。例如《花满楼》：“香残蕊更堆，酒尽灯犹明。如叶风中落，自危心上成。”其中的“如叶风中落，自危心上成”表达了诗人对自己的憧憬与期望，含义深远，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总而言之，高启是一个既具有思想性、文化性，又具有艺术性、感染力的诗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完成了自己的创作领域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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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明朝初年的一位文学巨匠。他出生在富裕家庭，但在童年时父母却相继去世。他天生警觉，读书时过目成诵，尤其擅长历史，对诗歌有浓厚兴趣。他经常与张羽、徐贲和宋克等人一块研究诗歌，被誉为“北郭十友”。同时，他和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文坛的三大家。
同时，高启和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人们将他们与“明初四杰”相提并论。他也是明初十才子之一，一直以文学才华著称。
在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称王，在吴地建立自己的政权。饶介守是淮南行省的参知政事，他领导地方政府，礼贤下士，也听说过高启的才华。饶介守多次派人去邀请高启，邀请他做他的客人，与他交流学术和文艺。
因此，高启成为了饶介守宾客中的一员。高启成为了饶介守宾客中的一员，这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学识渊博的人，增进了他的心智和文学才华。
总之，高启是明朝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才华广受赞誉，被誉为明初文坛的三大家。他的与众不同的文学风格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他与饶介守的交往也为他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婉拒不受，以身体不适为由，请求退休归隐。朱元璋深为感叹，称赞他“谦恭志士，忠贞孝友，难以可揆”。
高启退隐后，一心修身养性，著有《青丘子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清新自然，遣辞深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尤以《青丘词》最为脍炙人口，被誉为“江南第一绝句”。
高启的退隐生活极其简朴，不计名利，不谋求权势，淡泊名利，守身清白，深受后人推崇。他的一生，充满了孤高，却又不失人性情感的柔软。其文学成就和道德风范，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为明代文学的珍贵遗产之一。高启的诗歌风格清新明快，情感细腻，对于当时社会生活和宫廷风貌均有深刻的反映，被誉为“明初诗坛的煌耀之星”。
除了文学方面的成就，高启在教育和农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返青丘后，以教书和治田自给自足，在当地开办私塾，教授儿童读写算术等基础知识。同时，他还积极实践农业知识，开垦荒地，发展种植业，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高启虽然生命短暂，但是他的文学成就和教育、农业贡献使他成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诗歌和人格精神传承至今，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据传高启还有一本名为《东篱笔记》的书籍，然而现已失传。高启的诗文被誉为“江南第一人”，尤其其词作更是优美流畅，风格独特，多见空灵、清新的意境，被誉为“清新派”代表人物，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是南宋文学史上“近意派”代表人物之一，提倡追求内心真实情感表达的文学风格。高启的文学成就深受当时文学界的肯定，多位学者和文人都曾对他的才华和成就给予高度赞扬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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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郡治上梁文》中带有不少褒扬张士诚之意，这势必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朱元璋派人前往苏州逮捕了高启，还借口高启涉及诈骗罪名，将他定为死罪。1436年，高启在苏州被朱元璋处死。这场事件被称为“告高案”。
高启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历史学家、画家等多重身份，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颇具影响。他的突然被捕和处死引起了当时文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明代著名文学家汝南王叔岩在其《谷梁艳话》中曾写道：“高启未必非大觫(罪)之人也，然昼夜奉直，披肝泣血，虽自震骋时起，罔不虑其将尽功于国，是以逮之，谓其诈骗，杀之，以殊死罪，天下无人信。”
高启“告高案”是明代士人与皇权纷争的典型案例，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社会领域之间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这也是明代文学史中的一段悲剧，同时也提醒人们文化与权力的关系。
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历史，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始终存在着一种错综复杂的交错态势。在这种关系中，权力的作用更显突出，文化之于权力不仅没有夺取其合法性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被减弱和愚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关系，让文化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之后，高启还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讽刺朱元璋的意味。这引起了朱元璋的怒火，他认为高启不仅使用不当的词汇来形容张士诚住过的地方，还在背后嘲笑自己。这就足以成为朱元璋处理高启的理由了。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因为得罪权贵而被惨遭毒手，高启也不例外。他的悲惨遭遇，是封建社会文学家艰难的命运之一。是朱元璋却将其认作是暗讽自己，认为高启是在挑衅自己的权威。这一点也暴露了朱元璋对于言论自由的反感和对于自己权威的过分敏感。于是他开始对高启展开了一系列的打压和报复。
高启不仅仅在政治上得罪了朱元璋，还在文学上引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高启提倡的文学风格与朱元璋的好恶相左，他认为高启所写的诗歌“清无一字与朕同”，甚至认为这些作品不如一群广场舞大妈的跳跳摆摆更有文化价值。朱元璋的厌恶之情如此强烈，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杀戮悲剧。
高启被杀后，朱元璋把高启的朋友们一个个找出来，斩草不除根。当时的北京城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宋义的流行歌谣：“朝中无事不安民，此事可对朱公审，主公临幸美人死，不是高启死何人？”这句歌谣不但抨击了朱元璋的暴政，也深深的表达了人民对于高启不公正的死亡的不满。达了他的高洁品质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些恰恰与朱元璋倡导的“五斗米道”相违背，更让他对高启产生了反感。因此，朱元璋在高启任湖广提学时，给了他一个十分清淡、平庸的工作岗位，让他无法施展才华，高启感到很不满，于是他请求调任南京洪武书院。但是，朱元璋却在洪武四年废除了书院制度，高启只好重新找到工作岗位，可是没有得到尊重，只能忍辱做起办公室工作。这也预示着高启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放生涯。。朱权力大到了这种境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是如此。他的防范心理之强，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在他的老家行宫中，还埋藏着一条密道，专门用于避难和逃命。
当时，朝廷里一些权贵的政治手法也是很残酷的。比如设置“锦衣卫”，专门负责监视和调查民间各种言论和行动，一旦发现有异己之徒，就会被抓捕、严刑拷打、甚至折磨致死。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皇恩大庆”的牺牲品，只能设法保持低调、维持生命。
然而，历史也证明了，即使是朱元璋这样赫赫有名的帝王，他也不可能长期压制文化人才。在随后的历史演变中，文化、艺术逐渐成为新的势力，与政治、军事平起平坐，一些诗人、文人甚至革命者也借此得以挣脱政治压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虽然做法极端，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节点。历史总是在变迁中前行，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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