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赏析：
本文主要讲述了春秋时期豫让的故事以及对其行为的不同看法。豫让曾是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后得到极大的尊重。然而，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豫让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最终，他在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但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效忠方式。而豫让充当刺客，为智伯报仇，行为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没有真正效忠于君主。本文是一篇公允评论，以理服人。 总之，豫让的行为在历史上备受称赞，但本文作者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真正的忠义应该是通过劝谏和促使君主悔悟来保护君主和国家。这样的做法比豫让的行为更高明、更有效，更值得我们学习。 赏析详情»

译文：
士人和君子要有名望，要忠于主人，如果被称为知己，就应该用尽智慧和劝告，善于启迪，在灾祸未发生之前消除它。在骚动之前保持社会治安，保护自己和主人免受危险。活着时是忠臣，死后成为高尚的鬼魂，留下美名，照耀历史，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不能拯救危难或骚乱之前，却在事情失败后献身自杀，只为沽名钓誉而迷惑他人，这在君子眼中是不允许的。豫让就曾因此受到批评。作为智伯家臣的豫让，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后，报仇成名，即便是百姓也都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然而，豫让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但他对朋友说：“我做的事情特别难，我是想使那些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不够忠诚。当豫让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戳赵襄子的衣服时，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但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普通人，所以我应该像对待一个普通人那样回报他；智伯把我当做国士，所以我应该像一个国士一样回报他。”从这个意义上说，豫让的表现有些不足之处。 译文详情»

方孝孺简介： 方孝孺（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出生于浙江宁海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聪明好学，文武兼备。 方孝孺是明朝中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主张深受当时社会的推崇，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倡“以经籍为法，尚贤用能，以德为本”的政治理念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思想体系，主张恢复社会正义和人伦道德，谴责当时的腐败和奢侈风气。 在靖难之役时期，方孝孺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坚守原则，被朱棣视为异己，遭到迫害。最终，他在忠于信仰和理想的信条下孤身赴难，不屈而亡。福王时为其追谥文正，人民并称他为“正学先生”。 据传，方孝孺逝世于1402年，享年46岁。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文化、政治和思想上都有着重大贡献，被尊称为明代的学术泰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