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在唐朝初年,隋朝的覆灭引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注意。他意识到,舟能载人君,但也能覆人君,因此需要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魏征积极进谏,向唐太宗提出建议。起初,唐太宗对魏征的建议持有抵触态度,甚至威胁要将其杀掉。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魏征是为了国家地长治久安而进谏,开始接受魏征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在贞观十一年,唐太宗登基后,他开始了一段较有作为的政策,着名的“贞观之治”得以实现。他深刻反思隋朝暴政的教训,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深知胜利的成果源于百姓,因此不断强调自己官职的公正与负责,并尽可能减轻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常常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
但是到了贞观中期,唐朝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唐太宗开始进行大规模修建宫殿和庙宇,并四处游玩,这些活动大大地劳民伤财。于是出现了人民的不满情绪。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书中指出,“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咸有怨言”。他警告唐太宗不能过度使用民力,并称:“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但是,唐太宗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
总之,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始终是围绕着稳定国家、缓和阶级矛盾、减轻百姓负担等方面展开的。但是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也存在一些失误和不足。这些都对当时唐朝的政治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诗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