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创作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069年,他开始推行新法,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引起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为了打击王安石,一些人便传出了一篇文章,声称是已故的苏洵所写。这篇文章名为《辨奸论》,主要通过攻击王安石的个人行为和习惯,借此贬低王安石的政治品质和能力。虽然学术界对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它仍然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反对新法的文章之一。
文章开头,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指出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从而奠定了文章的理论基础。接着,文章引用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的例子来进行类比。最终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文章的背景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和思想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新旧两派的思想激烈碰撞,社会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虽然有其自己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但也受到了大量反对。苏洵(如果是真正的苏洵所写)所作的《辨奸论》就是这些反对声音之一,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保守派的一种看法和态度。
总之,《辨奸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文章之一,其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意义都非常重要。同时,它也值得我们警惕,不应该用不当的手段攻击人,更不能以偏概全地否定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
诗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