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及注释：
信义是君子的行为准则，而刑罚则是施于小人的。如果刑罚施于死者，那么罪行就极其严重，这是小人中的极品。宁愿为了信义而死，也不愿苟且偷生，视死如归，这是君子中的难品。在唐太宗的六年，录取了三百多个大罪犯，让他们回家自行归附以就死。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小人却很容易做到。这符合人性吗？
有人说：罪行极其严重的人，确实是小人；但是如果施以恩德，可以让他们变成君子。因为恩德可以深入人心，而且转变人的速度很快，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太宗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名声。但是，怎么知道那些被释放的人不会意外地回来，希望逃脱惩罚呢？这样做是上面欺负下面；如果他们确实回来了，那就是下面欺负上面。我看到上下之间互相欺负，才能实现这种名声，哪里有什么施恩德和知道信义的人呢？否则，太宗在天下施行恩德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一天的恩德却能让他们视死如归，坚守信义。这是一个不通的论点。
那么，怎么做才能行得通呢？答案是：放纵他们回来，但是如果再回来就无法饶恕。如果再次放纵，再次回来，那么就可以知道是恩德的功劳了。但是这种事情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放纵他们回来并且饶恕他们，那么杀人者就都不会死了。这能成为天下的常规吗？这不是圣人的法则。因此，尧、舜、三王的治理必须基于人性，不要刻意追求高大，也不要违背人性去追求名声。
注释：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君子重视信义，而小人则需要通过刑罚来约束。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只有罪大恶极的小人才会被判处死刑。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君子宁愿以义死，也不会为了苟且而活而背离自己的信仰，视死如归是君子的难能之事。
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唐太宗在第六年时，释放了三百多个死囚，让他们回家，但要求他们自愿归来接受死刑。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这些死囚中，有些人在期限到来时自愿归来接受死刑，没有一个人逃避。
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罪大恶极的人本质上是小人，但通过施恩德，也有可能让他们变成君子。
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名声。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唐太宗纵放死囚，是否真的相信他们会自愿归来接受死刑呢？或者他们被纵放后，是否真的会自愿归来接受死刑呢？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作者认为，唐太宗之所以能够通过施恩德让死囚自愿归来接受死刑，是因为上下都有贼心，而不是因为施恩德或者信义。
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如果纵放死囚后，他们自愿归来接受死刑，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处决他们。如果他们被再次纵放后，又自愿归来接受死刑，那么这就是施恩德的功劳了。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如果每次纵放死囚后都赦免他们，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被处死了。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这种做法能否成为普遍的法律？如果不能，那么这就是圣人的做法了。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虽然有些问题，但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圣人的治理方式应该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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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的文学成就非常显著，他的文学作品涉及诗歌、文论、小说、散文、词牌等多个领域，其中以《滕王阁序》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