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译文及注释：
孔子说：“以政治导民，以刑罚约束民，民虽免于罪，却无耻心。以德行引导民，以礼仪规范民，民则有耻心且自律。”老子说：“上级的德行不是表面的德行，却因此拥有真正的德行；下级的德行不是虚假的德行，却因此没有真正的德行。”“法律越来越多，盗贼也越来越多。”太史公说：“这话说得真好！法律只是治理社会的工具，而不是治理清浊之源。过去天下的法律已经很严密了，但是奸伪却层出不穷，到了极点，上下相互逃避，社会陷入了危机。这时候，官员的治理就像扑灭火焰一样紧急，必须要有武力、严厉和冷静，才能胜任并感到快乐。说道德行的人，却忽略了自己的职责。因此，我说‘听讼时，我还是人，但我一定要让人们不再有讼事。’”“下级官员听到道德的教诲，会大笑不止。”这不是虚言。汉朝兴起时，把酒器打破做成圆形，把雕刻品斧凿成朴实无华的样子，即使是漏网之鱼，也不会有奸恶之心，百姓安居乐业。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
注释：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说：“用政治导引人民，用刑罚来约束人民，虽然人民可以免于犯罪，但是却没有道德感。用德行来引导人民，用礼仪来规范人民，人民不仅有道德感，而且还有自我约束的能力。”

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说：“最高的道德并不表现为道德，却因此而具备了道德；最低的道德不会失去道德，因此也没有道德。”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句话的意思是，法律越是繁琐，盗贼就越多。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太史公说：“这话说得很对！法律只是治理社会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社会清浊之源。”

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过去社会的法律已经非常严密了，但是奸伪之徒还是层出不穷，到了社会崩溃的时候，只有依靠严格的治理才能挽救局面，这时候的治理不是靠武力、健壮和严酷，而是需要有能力胜任的人来承担责任。

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说道德的人往往只是在说教，而不是真正做到了道德，所以说“我听讼，就像是普通人一样，但是我一定要让人们不再有讼事。”

“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普通人听到道德的时候会大笑，这不是虚言。

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汉朝时期，社会的法律制度虽然不完善，但是治理能力强，所以社会比较安定。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治理能力的强弱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安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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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所写《酷吏列传》的序言，主要阐述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实行德政的观点。文章结构很严谨，可以分为三层次，运用了对比手法进行论证。 在第一层次中，司马迁引用孔子、老子的话，表明道义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 在第二层次中，司马迁继续引用孔子、老子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自己反对严刑峻法的主张。他认为，法律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而真正治理国家的根源是德政。 在第三层次中，司马迁通过汉初宽简刑法、风气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实，从正面证明了德治的重要性。这与秦亡的史实形成鲜明的对比，暗示了严酷的法律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整篇文章论点与论据紧密配合，层层深入。太史公（即司马迁）不赞成用严刑峻法和酷吏来治国，而认为实行德政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文章语言简练，结构清晰，通过对比进行论证，表达了司马迁对严刑峻法的反对和德治的赞成之意。 赏析详情»

译文及注释：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 注释：孔子认为，政令和刑法可以起到管理百姓的作用，但只要百姓没有羞耻之心，那么依靠这些手段是无法真正治理好国家的。所以，更重要的是用道德教育和礼教规范百姓的言行，才能真正让百姓感到惭愧并自觉地服从。 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 注释：老子认为，真正有德行的人不会张扬自己的德行，而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德高望重的人反而往往缺乏真正的德行。此外，过于严厉的法令只会引发更多犯罪行为。 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 注释：太史公认同孔子和老子的观点，法律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并非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在秦朝时期，虽然法律非常严密，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奸诈欺伪的行为。在处理案件时，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让案件不再发生。 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 注释：老子认为，只有智者才会真正理解道德的价值，而那些低智商的人往往会对讲道德的人嗤之以鼻。 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注释：汉朝初年，经过对刑法的改革，采取了更加宽松、简约的方式来规范社会行为。结果，虽然法网比过去宽松了很多，但是社会上的贪赃枉法等不良现象反而减少了，这表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超过了刑法的威慑力。 译文及注释详情»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主张，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迁”，即变迁，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人尊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主张，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迁”，即变迁，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规律，只有把握好变迁的规律，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